在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韩启德
（2010年4月27日）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同事，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2008年的10月，《柳叶刀》杂志出版了21世纪中国与全球健康专辑，该专辑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卫生保健系统，中国主要的健康威胁，以及医疗改革的动向，出版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今天《柳叶刀》杂志第二次发行中国卫生专辑，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对此表示祝贺，也希望《柳叶刀》杂志今后能够继续关注和帮助推动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
自从《柳叶刀》第一次专辑发布以来，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在这个期间，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又取得了重要进展。去年4月，中国政府正式发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务院制定了近三年的实施方案，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可以说是突飞猛进。这里我仅仅以医疗保障体系的进展为例，到2009年底，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参加率已经达到了94%，城镇职工和居民医保的人数在这一年半里，也有了很大的增长，我国城乡居民医保的总覆盖率已经接近90%。在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人均GDP刚刚达到3000美金的时候，医保能够达到这样的覆盖水平，是可以引以为自豪的。这些已经取得的进展，使得我们对中国医药卫生制度改革的成功充满了信心。但是在医改的实践当中，也出现了不少的难题。由于时间的限制，我只能例举其中的几个问题来说明。
第一个是关于基本医疗的问题。我们这次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核心在“基本”这两个字。因为政府只可能承担“基本”，而且公共财政只有提供“基本”，才能体现公平、公正。但是难也难在“基本”。首先是如何确定“基本”？政府应该为此投入多少？这些投入能够解决到什么程度的“基本”？如何避免公众对“基本”的过高期待？如何面对个体、群体对“基本”的不同理解和诉求？特别是在历史原因造成我国不同人群享受医疗保障的水平显著不同的客观情况下，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在确定什么是“基本”的基础上，如何来确保“基本”的实施，也是难题。比如说我们要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现在已经在30%的基层实施，而且还在以很快的速度发展，这些都在我们的计划之中，但也出现了不小的困难。在当前市场不完善、行政管理水平有限和历史原因造成的遗留问题等情况下，我们很难兼顾到患者、医院、药商、药厂等各个方面对“基本”的理解和利益诉求。另外，要做到确保“基本”，还面临着基层卫生机构能力不足，特别是基层医疗单位人力资源的严重不足的挑战。
这就引出了另外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也就是我要举例的第二方面问题，关于政府和市场角色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仍有争论，还未真正达到一致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在实践当中，怎么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在制定和实施政策和措施时掌握好界限、把握好度。比如政府应该通过什么途径，什么样的方式，来补偿公益服务；是不是只有公立医院才可能发挥公益作用；公立医院如何利用市场机制来实施好公益服务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要在实践当中不断根据情况调整、解决好的问题。
我要举例的第三个问题，是如何从改善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着手，来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这是一个亟待解决，也是一个极为困难的大问题。因为医疗在解决健康问题中的贡献值很小，有研究报告说只占8%，不管是不是确切，但大家都同意健康更多地是由各种社会因素来决定的。对哪些社会因素会影响健康的研究已经很多，结论比较明确，大家的意见也基本一致。但因为是社会因素，推进解决的难度就很大。仅举例中国很突出的控烟问题来看。我们对控烟已喊了很长时间，但应该承认，至今收效甚微。那么就应该来认真地研究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在当前中国有没有不同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特殊障碍？应该采取什么样针对性的措施？我认为按中国公民现在的科学素质水平，对以概率为基础的现代医学的接受程度是非常有限的，中国的“烟民”一般不承认从现代科学概率理论得出的结论，这就牵扯到科普工作。我们有很多关于吸烟对国民经济影响的数据，这些数据的科学性到底有多强，为什么我们的干部、群众对这样的数据都不容易接受呢？我们的数据一般是通过模型推算出来的，这些模型可行性如何呢？在实践中发现它们有时候距实际情况确实差得较远，这就有待于经济学和统计学专家做进一步的努力。另外，控烟还牵涉到地方政府财政、贫困地区烟农转产后的出路、政府部门利益以及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等等，都是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没有社会各方的努力，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行性政策和措施，控烟工作是难以推进的。其他决定公众健康的问题，例如疫苗接种、公众营养、糖尿病与高血压病的防治、环境污染的控制等等，都是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都不是卫生部门一家能推动的，需要多个政府部门动员广大群众和社会组织一起来做，才有可能解决。
第四个问题，也是非常基本却令人困惑，是关于对医疗技术发展的根本认识问题。医疗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在给广大公众带来福祉的同时，也是使医疗费用大幅度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如在美国，医疗技术发展在医疗费用上涨中的贡献已超过2/3。我认为，当前医疗新技术的应用，已经超过了我们全社会经济能够承受的水平。怎么来应对这个问题呢？禁止医疗技术的发展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能的。那么，对新技术的准入是不是应该设立更加严格的门槛呢？是不是在准入的时候，考虑一下经济承受能力呢？而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在我们批准一个新的技术，一个新药的时候，又设立了很多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大大增长了这些新技术的研发成本，是不是又应该降低一点这方面的门槛呢？当前对适宜技术研究的积极性总是不高，碰到了很多的障碍，采取怎样的措施来推动适宜技术的发展呢？
以上只是举出一部分问题，这些问题说明我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卫生事业的发展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还有不少理论问题、不少政策问题、不少实施举措的问题，都亟待我们进行深入研究。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深入的研究，没有清醒的战略思考和长远的设计，就可能使医改误入歧途，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很多事情是很难错了以后重头再做起的，在这方面我们曾经有过痛苦的教训。
北京大学从来都以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己任，在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卫生事业发展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我们北京大学有责任做出自己的贡献。经过两年的筹备，我们今天终于在这里宣布，北京大学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这是一件大事。
我认为这个中心的成立，已经具备了充分的条件。最重要的条件是需求的刺激。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和新形势下中国卫生事业发展所遇到的诸多问题，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这是我们研究的最大动力。另外，北京大学已经有了很坚实的工作基础。多年以前，在原北京大学和原北京医科大学合并成立新的北京大学时，就成立了中国卫生政策研究中心，之后又成立了全球卫生研究中心。我们在国家医改方案制定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北京大学承担了其中一个方案的起草。两年来，我们又参与了卫生部主持的“中国健康2020中长期规划”的战略研究，这些工作都使得我们有了很坚实的研究基础。再者，北京大学有着多学科的优势，不仅有雄厚的卫生研究力量，还有政策研究，有法律、经济、社会学等各学科的强大支撑，给学科交叉解决综合性、复杂性问题提供了最好的基础。最后，我们还有很好的国际合作基础，我们的国际朋友们，对我们这个中心的成立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热情，投入了很多具体的行动。这个中心的成立，跟国际朋友们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我们对于如何搞好这个中心，已经有了很深入的考虑。我在这里再提出三点意见：
第一，最关键的是，要对我们这个中心有一个准确的定位。我的概括是，建设一个高水平卫生政策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学术机构。这句话有四层意思，第一层意思，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卫生政策研究，从事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和可行性的卫生政策研究；第二层意思，中心是个学术机构，重视基础性研究，强调学术视角和科学性，保持学术独立性，做出学术贡献，对我国卫生政策的制定提供坚实的基础；第三层意思，我们不仅要做研究，还要培养人才，人才培养是我们卫生事业的最根本和长远的问题，也是高校的根本任务；第四层意思，是高水平的，这个高，在我们心目当中高到什么程度，个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在不同的阶段也可能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追求最高的目标。
第二，应该建设一个开放的、与各方面紧密联系和合作的机构。与政府、卫生界、媒体、国际社会，以及其他的研究机构，都应该是充分开放的、没有边界的。研究课题的设置要完全开放，研究结果和数据也应该完全开放。更重要的是人员要开放，不仅要有自己的专职人员，更要吸纳大量的兼职研究员，以课题为导向，只要从事我们计划做的课题的研究者都可以成为中心的重要成员。
第三，创新管理机制。要遵循学术研究机构的规律，克服行政化倾向。要真正严格实施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设置行政管理团队和学术委员会两翼，一翼都不可少，都要强，并保持充分的协调和平衡。
我要很高兴地告诉在座的朋友们，昨天上午我们成功地举办了这个中心的第一次理事会，会议开得非常成功。会议对中心的战略目标、近期研究方向和重点内容、管理制度进行了充分的讨论，而且达到了高度共识，做出了一些重要的具体决定。中心的很多制度已经成文，中心的基本硬件条件已经具备。所以，中心在今天宣告成立后，就可以立即开展高效率的工作了。
在此，我要再次感谢各位国际朋友的支持，感谢中华医学基金会的支持，感谢国际医学教育委员会此时到这里召开委员会并组织论坛，来推动医学教育以及中国的卫生事业改革，感谢《柳叶刀》杂志再次与我们合作推出“中国健康专辑2”，并准备继续同我们合作宣传中国的卫生事业、推动中国的卫生研究。
我认为刚刚成立的中心就像一艘巨轮，今天启航了。我们有明确的目标，精确的航线，充足的动力，还有优秀的水手，所以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克服航程中的种种艰难困苦，胜利到达彼岸。我们正在书写历史，让我们共同努力，使得今天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谢谢大家。
办公厅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