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７月２日电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６月１１日在中国科学院第十六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一次院士大会上发表讲话。讲话全文如下：
积极迎接新科技革命的曙光和挑战
——在中国科学院第十六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一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
温家宝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１日）
今天在座的有许多老一辈科学家，也有许多中青年科学家，都是新中国科技发展的见证人和实践者。我年轻时曾经是一名地质工程师，对科学事业非常热爱，许多老科学家的感人事迹常常激励着我，曾一心向往做一名科学家。到中央工作以后，我一直对科技工作倾注了自己的热情。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就开始联系科技工作，我感到很高兴，也感到责任重大。从那时起到２００３年的十多年间，我一直联系科协，中间经历了钱学森、朱光亚、周光召三任科协主席，并和宋健同志长期合作共事。这些年，我和许多科学家结下了深厚友谊，经常向他们请教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他们也愿意跟我说心里话。我手头有近百封和科学家的通信，大部分是谈科学技术发展和科技工作的。担任总理近１０年来，科技发展始终是萦绕我心头的一件大事。我深知，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没有中国的明天。我们必须依靠科学技术，依靠科学精神，才能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才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下面，我结合这些年的亲身实践，谈谈对我国科技工作几件大事的看法，与大家讨论。
第一件事是对科技体制改革的探索。
科技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就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现代科技体制，让科技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服务，更好承担起支撑和引领国家发展的使命。从多年实践看，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重要问题：一是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切实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问题；二是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促进科技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三是最大限度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积极性、创造性，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四是培养人才、吸引人才，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学术环境和社会环境。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系统地对我国的科技管理体制、决策体制、评价体系、组织结构、人员管理制度等，有步骤地进行改革。
我对科技体制改革的调查研究工作，是从对“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调研开始的。１９８０年，在北京中关村地区发生了一件新鲜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春先等一批科技人员，组成了一个“北京先进技术服务部”，目标是探索在中国发展类似美国硅谷和１２８号公路的“技术扩散”模式。这是中关村地区科技企业最早的雏形。几年后，中关村地区各种类型的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越来越多，形成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中关村的发展冲击了旧观念，冲击了科技与经济脱节的旧体制，探索了经济与科技相结合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新路子，为科技体制改革提供了新思路。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中央也非常重视。１９８７年１２月，中央书记处决定，由我负责组成“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联合调查组，对中关村进行调查研究。经过两个月的调研，我们认为中关村的新型科技企业有三个方面值得肯定：第一，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解决了多年没有解决的科技与经济脱节问题；第二，科技人员收入普遍提高，生活得到改善，解决了企业的经济效益问题；第三，更重要的是体制变了，死钱变成了活钱，闲人变成了忙人，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中央肯定了调查组的意见，决定建立由北京市、中科院、有关高等院校组成的中关村地区科技企业协调委员会，原则上同意筹建“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２０多年过去了，中关村已经今非昔比。实践充分证明，当时中央的决策是十分正确的。现在中关村已经有近２万家高新技术企业，每年新创办的企业超过３０００家，还有１００多家创业投资机构，有近２００家世界５００强企业的分支机构和研发中心。２０１１年，实现总收入１．９６万亿元。中关村的企业拥有一大批核心技术，诞生了ＴＤ－ＳＣＤＭＡ移动通信技术标准、超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甲型Ｈ１Ｎ１流感疫苗、高温气冷堆、基于通信的列车控制系统等一大批创新成果。
此后数年，我经常到科研院所调查研究，几乎走遍了中科院在北京的所有院所。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２４日，我到半导体所看望黄昆、林兰英、王守武先生，并和科学家座谈。当时半导体所已开始探索改革，实行“一所两制”和“开放开发”，取得明显成效，正在探索科研、生产、产业结合的途径。这次调研使我认识到，在高科技研究和产业化之间缺乏一个促进转化的机制。要把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必须解决好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机制问题。
１９９６年４月１２日，我到高能物理所调研，听取对发展高科技的意见。我认识到，发展高科技与实现产业化，是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发展高科技要在国家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引导下，更多地发挥市场作用。国防科技是高科技的重要领域，必须贯彻军民融合、以民为主的方针。当时在科研院所进入大型企业方面，电子部六所进入彩虹集团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典型，这是我们在科技体制改革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也是经济与科技结合的有益探索。１９９６年４月１７日，我去那里调研，与科技人员座谈。大家反映，科研院所和企业结合，使科研院所“如鱼得水”，使企业“如虎添翼”，是互利共赢的好事。
在联系科技和相关调研工作中，我越来越感到必须高度重视企业的科技发展和创新。担任总理后，我每年都多次到企业了解技术研发创新情况。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传统产业领域的企业，我都多次去过。特别是在我国遭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时候，去企业会更加明显地发现，凡是重视技术创新、掌握自主知识产权、有新技术新产品的企业，日子都比较好过。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０日，我在深圳考察了一家皮具公司。这家公司只有１６００多名员工，研发人员就有１００多人。在研发中心，我看到几十名技术人员在电脑前精心设计新产品。２００８年，这家公司的销售额达３．５亿元。我还看了中兴公司，这是一家国内外知名的通信设备制造企业。我去时，累计申请专利已达１．７万项。就是依靠技术创新，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企业逆势而上。他们对我说，２００９年的销售额要增长３０％。当时我有感而发，说了这样的话：无论多么严峻的形势，无论多么激烈的竞争，都挡不住创新的产品和有竞争力的产品；只有创新，才能抓住机遇，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创新，企业才能发展，国家才能兴旺发达。
科技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这是我国科技发展战略的一个重大调整，是推进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突破口。企业是市场主体，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对产业和产品的技术创新最为敏感。企业主导技术研发和创新，才能加快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才能有效整合产学研力量，才能真正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企业不仅要成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主体，更要成为技术研发和创新的主体。要鼓励企业设立研发中心，鼓励科研机构、高校与企业共建工程实验室和技术研发平台，鼓励广大科技人员以多种形式与企业合作开展技术研发创新。以应用为目的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要建立由企业牵头实施的机制。
条块分割、互相封闭、科技投入效率低和资源浪费也是科技领域存在的一个大问题。１９９１年１１月１日，我到遥感应用研究所调研，这个所在中科院是比较年轻的，但发展很快。遥感作为基础研究的一个重点，在三个五年计划当中都被列为重点攻关项目。就是在那里，陈述彭先生跟我谈到科技资源和科技成果的封闭问题。他说，我们发射一颗卫星代价不小，但得不到充分利用。他还谈到科研项目重复安排、科研设备重复引进造成很大浪费的问题。他建议，一些实验室、一些设备要开放，有些设备要２４小时运转。我们习惯于自成一统，下班以后把门一锁，我的设备别人不能用，这个状况要改变。实现资源共享和高效配置，看似是管理问题，实际上也是体制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要处理好基础研究、公益性研究与应用技术研究开发的关系。１９９２年８月２１日，我到数学所、系统科学所、应用数学所调研，与科研人员座谈。当时科技体制改革正在探索之中，国家科委提出要稳住基础研究这一头，放开应用开发这一片，叫做“稳住一头，放开一片”。数学所的一些科研人员担心“放开一片”后，搞基础研究和搞应用开发的科研人员收入差距会拉大，对基础研究造成冲击，担心没有人愿意潜心搞数学研究。在座谈时，我讲了两者间的关系。我说，基础科学是科学技术应用的先导和源泉。今天的基础科学就是明天科学技术的应用。不稳住基础科学研究这一头，科技的应用开发就不会有后劲。但不重视科技的应用和开发，科学技术不与经济建设紧密结合，也不能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长此以往，基础研究也不会有持久的后劲。我们不能因为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两者相辅相成、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稳住一头”使“放开一片”有坚实的基础，“放开一片”有利于集中力量，保证重点，更好地“稳住一头”。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２０日，在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庆祝北京猿人头盖骨发现６５周年之际，我去所里看望科研人员，就社会公益性研究问题进行调研。我在座谈时讲，社会公益性研究是整个科学研究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得到重视。“稳住一头”，包括基础研究和社会公益性研究，就是要有稳定的研究课题、稳定的研究人员、稳定的经费来源。
通过调查研究，我们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基础研究和公益性研究、高新技术及其产业、科学技术应用开发是紧密联系的整体，但管理体制、投入机制上都应当有所不同。这就需要厘清政府和企业、市场的职能分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履行职能的重点要放到加强宏观决策、制定规划和政策、创造良好环境上来。政府投入要重点支持基础与前沿研究、事关国家全局的战略高技术研究和事关民生的公益性科技研究，引导和支持企业突破核心关键技术、共性技术，支持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
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要看到，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科技体制改革必须持续推进、不断深化。去年，中央根据新的形势发展要求，决定对２０２０年前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进行部署，成立了２１个部门、单位和地方参加的调研和文件起草组，形成了《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意见》，即将以党中央、国务院文件下发。
第二件事是制定实施重大科技发展规划。
根据国家发展阶段的要求制定科技规划，是指导科技工作、促进科技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制定过１１个科技发展规划，其中１９５６年开始实施的“１２年科技规划”影响最为深远。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面对西方国家的重重封锁，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提出制定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亲自领导和参与。“１２年科技规划”的实施，产生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谱写了我国科技发展史上辉煌灿烂的篇章，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同时也为我国凝聚和培养了大批一流科学家。
我们一直重视从宏观上、战略上、整体上研究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问题。现在看，这方面的工作依然薄弱。我国是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不能、也不可能依附其他国家发展。我们必须在科技发展的前沿领域有所作为，引领我国的发展，并为世界科技发展作出贡献。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在关键领域，我们必须依靠自己解决问题。加强科技发展战略规划，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非常重要。要真正把“虚”的务透，这样才能明确方向，才能抓住重点把“实”的真正做实。加强科技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要进一步完善科技发展的决策体制和咨询制度，要有一批战略科学家，有一个精干的机构来做这方面的组织协调工作。
近十多年来，我们下了很大功夫，搞了几个重大规划。这里我讲两个重要的：第一个是在本世纪初，研究制定了《农业科技发展纲要》。１９９９年底开始，用了一年多时间。按照中央部署，科技部、农业部牵头，２８个部门参与，从国情出发，提出了新世纪第一个１０年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的总目标和总任务，强调以推进新的农业科技革命为主题，以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为方向，以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为动力，以有力的政策措施为保障，实现技术跨越，加速推进农业现代化。
第二个是２００６年开始实施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制定这个规划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是我们党深刻分析新世纪新阶段的形势任务作出的重大决策。从２００３年６月开始，国务院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组织全国科技界、教育界、经济界、企业界２０００多名专家学者，分２０个专题，对我国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战略研究，形成了１２０万字的研究报告。在此基础上，又用了一年的时间起草规划纲要。可以说，这个《规划纲要》是在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科学论证的基础之上制定出来的，是全党、社会各方面和广大科技工作者集体智慧的结晶。《规划纲要》把加强自主创新作为我国科技发展的战略基点，确定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总体目标。并从８个方面明确了具体发展目标，确定了５个方面的战略重点和１６个重大专项，明确了２０２０年前我国科技工作的着力点和主攻方向。
还有一些重大的战略研究做得也很好：第一个是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宋健同志组织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研究历时一年，有近３００位专家参加，其中有４３位两院院士，形成了９个专题报告和一个综合报告。主要研究成果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要突出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建立节水型的工业、节水型的农业、节水型的社会。这句话后来写入了“十五”计划。与这项研究相关联的还有钱正英同志主持的“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可以说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的继续和深入。报告提出，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重要前提是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报告还提出了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的战略思路及１０项对策。这些意见，对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二个是由中国林科院江泽慧院长牵头的“林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这项研究从２００１年开始，有数百位包括两院院士在内的专家学者参与，历时两年，取得了重大成果，完成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报告》，提出林业必须确立以生态建设为主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建立以森林植被为主体、林草结合的国土生态安全体系，提出了以六大林业重点工程为载体、科技创新为先导、体制改革为动力，推动林业跨越式发展的思路。
第三个是由侯祥麟老先生领衔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这是一个事关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课题组由中国工程院３１位院士和相关单位１２０位专家学者组成。这项研究是２００３年开始的，当时先生已经９１岁了，是我请他出山的。就在国务院听取汇报那天上午，重病中的侯老夫人生命已进入最后时刻，但她不让身边的人告诉侯老，怕影响他汇报。当侯老从中南海出来赶到医院时，夫人已处于弥留之际。令人感动的是，在相濡以沫的夫人离开后不久，哀痛中的侯老又提出，需要进一步研究２０２０年至２０５０年的油气供需和替代问题。一个９０多岁的老人，想的是半个世纪后的国家大事，这是一种多么感人的情怀和崇高的思想境界啊！我这里之所以讲这些，是想表达对学富五车、心忧天下的老一辈科学家的崇高敬意和怀念。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国的农业生产成本高、浪费严重、效益低。化肥和农药用量大，既污染环境，又影响食品安全，主要问题是有效利用率低，目前都不到４０％，发达国家已达到６０－８０％。我国一方面严重缺水，一方面很多地方还是大水漫灌，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率也不到４０％，发达国家已达到７０－８０％。我国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率低，初级农产品加工率仅在２０％左右，发达国家已达到８０－９０％。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率仅为０．３∶１，发达国家能达到４：１。我国农产品加工主要还是生产传统加工品，深加工、新产品少。这是我国农业效益低的一个重要原因。降低生产成本，实现转化增值，关键要有科技支撑。
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中，我们把农业作为重要内容，规划了新品种培育、动物疫病防治、农产品精深加工和储运、环保型肥料农药、农业装备与设施、农业精准作业与信息化等九个方面的内容，并把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列入重大专项。这些科技项目是未来我国农业发展强有力的支撑。从实际情况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大力发展农业生物技术。这是涉及到良种培育、种植养殖、施肥灌溉、植保防疫等各个农业领域的高技术，发展的战略重点是为动植物育种和发展高附加值现代农业产业提供技术支撑。二是实现传统农业技术全面升级。传统农业技术仍将是我国未来农业技术的主体，而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资源投入高和生产效率低，必须改造升级。三是通过深度开发技术，解决农产品深加工问题，提高农业的附加值。四是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建立区域性农业科技中心。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发展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业高科技企业。此外，还要培养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接受科技的能力。这些问题解决好了，就会推动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全面提高我国农业发展水平。
二是围绕解决资源环境约束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推进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我们国家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资源能源的可持续能力和环境的可承载能力，成为一个大问题。我们提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实现可持续发展。特别是最近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加深了我们对依靠科技创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推动中国经济在更长时期内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尽快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轨道。为此，我做了三年多的调研。我觉得，战略决策、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和产业化这四个方面决定着未来。在这些方面，国家已经作出并将继续完善战略部署。我们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战略目标，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战略方向，把争夺经济科技制高点作为战略重点，逐步使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引导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既代表科技创新的方向，也代表产业发展的方向。经过调查研究和深入论证，我们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重要措施，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作为引领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科学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非常关键。选对了就能跨越发展，选错了将会贻误时机。
为此，我主持召开了三次座谈会。有４７位经济、科技专家，围绕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和信息产业发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最后，我们确定了以下七个重点产业领域：一是节能环保产业，二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三是生物产业，四是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五是新能源产业，六是新材料产业，七是新能源汽车产业。选择这些产业领域的主要考虑：一是重大发展需求。我们要找到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突出问题、实现我国长远可持续发展的突破口，能够引领我国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这些产业领域的任何一项重要技术突破，都会推动我国相关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二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机遇。这些产业领域都是世界主要国家发展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主攻方向，其中一些重要领域一旦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完全可能推动新一轮产业革命。我们必须紧紧把握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脉动，科学部署，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赢得主动。三是科技和产业基础。我们从国情出发，同时考虑需求和可能两个方面，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经过多年的积累，可以说在这些领域，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研究、人才和产业基础。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十二五”时期上述七个重点领域的重点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
三是围绕解决重大疾病预防控制和公共卫生问题，推进卫生健康科技创新。这是一个重大的民生问题，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安全。传染病扩散没有国界，新老传染病的威胁依然存在。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有１６００万人被传染病夺去生命。这一点在２００３年抗击“非典”中我们体会最深。２００３年，我与钟南山同志在泰国参加非典防治国际会议期间，就探讨了重大传染性疾病的预防控制问题。“非典”后，我们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在全国健全了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从更深层次上讲，我们的治国施政理念发生了很大改变，那就是更加重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更加重视发展社会事业，更加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
在重大疾病防治方面，２００３年“六一”儿童节前夕，我到北京儿童医院看望患病儿童时，儿科疾病专家胡亚美同志建议设立北京儿童血液肿瘤中心，卫生部和北京市很重视，现在这件事已在进行。２００９年２月我到天津出差时，在火车站碰见了来自河北张家口的２岁白血病患儿李瑞小朋友，引起我对儿童白血病的重视，后来成立了一个儿童白血病救助基金。我曾多次同武汉大学附属医院的桂希恩教授探讨艾滋病防治工作。在他困难的时候，我到他家中看望他，为他热心艾滋病防治事业的崇高精神深深感动，从此，他成了我的一位挚友。去年９月，我去看望８６岁的王忠诚院士时，他提出我国神经外科医生少，建议建一个神经外科研究中心，这件事我们已经同意了。这些事对我个人的触动很大，对我们的决策帮助也很大。
这些年来，我们一方面重视疾病预防控制及其医学科学技术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通过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加强制度建设，来解决城乡居民的医疗卫生和健康保障问题。今年，我们开始全面推开儿童白血病等８类大病保障，并将肺癌等１２类大病纳入保障试点范围。我们相信，经过若干年的不懈努力，中国人民的健康状况一定会得到明显改善。
当前，我国重大疾病防控任务十分艰巨，公共卫生体系和医学科研能力亟待加强。一是重点研究疾病发生发展规律，基础和临床相结合，预防控制艾滋病、肝炎、结核、血吸虫等传染病，心脑血管病、癌症、糖尿病、精神病等重大慢性疾病。二是重点研究监测、筛选、发现技术，早诊早治技术，疾病模型、数学医疗技术，多技术整合平台等关键技术。三是重点研究医药生物研发技术，后基因组技术，再生医学和替代医学相关技术，生物医学工程及远程技术等生物医药技术相关的高新技术。四是重点研究现代中医诊治技术，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技术，中药制药、筛选、评价技术以及中医药信息技术等。总之，科学技术要在维护人民健康和医药产业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这需要从事医疗科技工作的同志们不懈努力，在座的各位院士中有不少是从事医学及其有关方面研究的，要担当起这一重任。
四是围绕应对气候环境变化和防灾减灾，推进环境生态科技创新。气候环境变化是近年来最热门的全球性话题之一，也是联合国大会及一系列国际会议的重要话题。气候变化会引发一系列环境问题，导致一些地区发生越来越多的风暴、干旱、冰雪、洪涝等自然灾害，对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应对气候变化、保护人类共有的生存环境，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２０１０年，我专门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在会上提出了我国自主减排的目标，表明中国支持《哥本哈根协议》的态度。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每年自然灾害都给我国造成巨大损失。加强对各类自然灾害的研究，探索自然灾害的规律、有效防范各类自然灾害，运用科学技术加强防灾减灾工作，是科学研究的一项重大任务。自然界对人类来说还有许多不可知的东西，例如短期临震预报就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一次成功的大灾预报具有难以估量的意义。我国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和欧亚地震带之间，地震十分频繁，对地震发生发展的周期性规律及分布进行系统研究十分重要，对于防震减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一点在２００８年汶川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中感触最深。
五要多为政府工作出谋划策。坚持科学民主决策，是政府工作的基本准则之一。重视听取专家的意见，是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体现。这些年，我们组织各方面科学家在许多领域进行了若干重大战略研究，在政府决策和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我们还将就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课题，组织有关专家研究论证。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学术专长，多为政府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